安全（Security）已成为理解当代国际体系的核心概念。现有的学术研究表明，关于安全的理论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它“从对欧洲经验的特殊理解中得出了关于世界政治的核心类别和假设”。然而，很少有人通过研究“其他地方”的安全观，试图批评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以揭示安全研究的未来方向。

本文以中国为案例进行深入研究，追溯安全在不同语境下的形成和发展。本文有两个贡献：首先，构建了中国安全的概念史。其次，证明了支撑国际安全研究理论中的普遍安全概念是片面的。通过构建另一种概念史，本文显示了国际环境和国内因素在塑造一个国家的安全观的重要性。这表明，我们需要一种针对国际关系学科未来发展的地方性分析方法，只有进行这种地方性分析，才能理解安全的含义，以及安全政策是如何发展的。因此，本文为安全研究设定了一个新的议程，认为真正的全球安全研究必须是一个混杂着差异和相似的地方性研究。

国际政治理论以欧洲为中心：通过欧美的历史和经验来看待整个世界，国际安全研究也与之类似。欧美的经验一直是建立一个被认为是普遍的安全概念的理论基础。但以欧洲为中心的安全概念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它是由一个虚构的欧洲和一个经常与事实不符的欧洲历史故事塑造的。

国际安全研究指出，安全概念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普遍的。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就是保护国家不受外部（军事）威胁。这种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在冷战期间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仍然嵌入在日常的思维习惯中。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概念扩展到包括非军事威胁，9·11事件之后开始涵盖内部威胁。2000年代，“风险”的加入进一步分解了国际安全研究学科中的一些基本类别，如内部/外部、战争/犯罪和军事/警察。虽然上述演变也主要反映了欧美经验，但这些转变对理解世界各地的安全概念具有普遍意义。

国际安全研究继续集中分析由欧美理论起源、历史经验和当代政治塑造的安全概念。作为学科基础的核心概念，将地方性分析视为普遍分析会产生误导，限制了我们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验理解。目前对主流国际安全研究的批评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一些需要进一步阐述。然而，无论是批判安全研究、安全化理论、福柯式安全研究(Foucauldian security studies)还是后结构主义，都未能质疑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遗产，客观看待非西方的经验。后殖民主义对国际安全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批评，扩大了安全研究议程，但并未说明全球安全研究的实际情况。

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了全世界对安全的思考，但一种替代性的概念史，从对混杂性和相互联系的认识开始，可以对相似性和差异性都开放。同时必须了解其对国际关系学科和当今世界不同地区安全实践的影响。本文借鉴混杂性理论和后殖民学习理论来理解中国安全观的产生和演变认为中国精英并不是简单地推动标准的（欧美）安全概念——他们正在创新、调整这个概念以适应自己的议程。这反过来表明了非西方国家精英的能动性，以及对安全概念的差异和相似性进行分析的必要性。

在西方和中国国内产生的许多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研究的学术成果都以欧洲中心的安全概念为出发点。它主要关注外部威胁，反映并经常明确借鉴美国现实主义的安全思想传统。这类分析存在局限性。

从事批判安全研究的学者对安全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大多忽视了中国。不过，有学者指出了亚洲更广泛的安全概念，超越了外部军事威胁，认为内部不稳定也是中国理解安全的核心。这里与9·11事件后的西方发展有相似之处，但他们没有讨论这些发展的起源或差异。

与此同时，批判安全研究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政治敏感性使学者们不愿辩论或批评国家政策。中国关于安全的学术辩论通常要么以政策为中心（由高层的议程驱动），要么以事件为驱动，通常是面向内部的。

中文文献也包括一些深思熟虑的尝试。它们试图描述中国在安全问题上思维的变化。在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安全思想主要由军事和国防主导。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理解使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官方政治话语中的“国家安全”语言（相对）新颖，这个词1983年首次出现在中国高层政治话语中。基于国家地位和实力、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文化、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关键差异，中国的安全观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三个演变阶段。

欧洲中心主义塑造了相关学者对安全的理解，但现有关于中国安全概念的文献浮现出一副与之不同的图景。它表明中国可能对威胁有更宽泛的理解，指出了混乱和内部不稳定的作用。

理解概念的历史很重要，因为嵌入政治话语中的概念构成了“政治施动者的信仰和实践”。至关重要的是，概念变化是政治创新的一种形式：“理解概念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理解政治变化，反之亦然”。概念史通常对三件事感兴趣：特定的概念从哪里来，它们何时以及如何变化，以及影响是什么？

本文实证重点是中国关于安全的政治话语：（迄今为止）中国有三个明确阐述的安全概念，第一个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新安全观”）（‘New Security Concept’），第二个出现在21世纪初（“综合国家安全”）（‘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以及第三个（“总体国家安全观”）（‘Total National Security’）。我首先追溯它们的起源，然后详细解读这三个概念。

当代国家安全概念与“民族国家”和领土/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权概念等其他概念一起被引入中国语境。它继承了过去思想的痕迹，并被“中国化”，以适应当时领导层的当代政治议程。在这里，本文确定了四个连续的合法化理念——秩序、革命、生存和发展——在明确的安全话语出现之前，这些理念推动了中国的政策，发挥着与当今安全观相似的作用。在当代安全的概念和实践中都可以找到痕迹。

在中国古代，秩序问题是中心问题，这是基于对政治合法性理解，而不是基于地理边界内的主权。中国哲学强调共生和关系，因此“保持和谐”是中心目标。安全并不是以保护内部免受外部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为中心，相反，秩序和稳定来自中心。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根本目标变成了新共和国的生存。这一时期主要威胁通常被归类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威胁也促使中国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得到增强。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安全体系的部分源于苏联，但它们的运作方式不同，中国安全体系的建立借鉴了中国的历史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以及对安全和不稳定的理解也发生了转变：中国的安全现在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发展。经济成功需要内部稳定，政治团结是安全的核心。1978年，邓小平的讲话中提到“经济不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到国家安全。1983年成立了国家安全部，这促使中国学术研究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国家安全”一词，这里指狭义的安全，强调主权、军事安全和国防。

中国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安全观，每一个都清楚地表明这是有目的的概念创新。虽然“国家安全”一词很可能是从西方话语中引入的，但在中国，它的定义和使用有所不同。

新安全观（1990-2000年）：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安全观发生了一系列演变。为顺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安全”开始成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话语。在国内，“稳定”成为推动和合法化政策的核心术语，这与早期关于秩序的一些语言相呼应。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以外交政策为中心的单独的安全话语。“新安全观”的提出首次正式将安全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强调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与合作，以建立“共同安全”。它还首次认识到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稳定”话语不同，这一概念也在联合国等场所进行对外宣传，以安抚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这标志着中国试图塑造国际安全话语的开端。90年代末，这两种话语开始融合，并将稳定与安全融为一体。

综合国家安全（2001-2012年）：千禧年的第一个十年是一个充满复杂新威胁的时代。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将“和谐社会”的概念作为中心。随着治理和经济结构的演变，“维护安全”成为国家的一项关键职能。现在的目标明确是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概念从以外交政策为重点的“新安全观”演变和扩展到涵盖更广泛的威胁，被新术语“综合国家安全”所涵盖。这种话语的转变有几个关键特征值得注意。首先，明确关注国家（安全）。其次，“国家安全”是一个短语，这表明“国家安全”成为了更成熟的概念。最后，“综合”一词的添加意味着这是一个由几个元素整合而成的概念。

总体国家安全观（2013至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标志安全观的巩固和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它以政治安全为基础，然后跨越网络安全、文化安全和环境安全等广泛的议题。在撰写本文时，这一概念已扩展到16个领域。在实践中，它是一个混杂概念，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和9/11后西方话语中安全概念的扩展，并建立在20世纪90和21世纪初中国概念发展的基础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逻辑有三个关键特征：首先，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其次，这一概念本身是基于无法分离的相互交织的关系概念，包括“外部和内部安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安全与经济发展相互交织，威胁与风险密不可分。第三，我们看到了向以风险预防为中心的主动安全逻辑的转变，相关部门被赋予“防患于未然”( ‘prevent problems before they happen’)的任务。这一概念创造了一种持续的危机感，需要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威胁保持持续的警惕。

中国的安全观有多种渊源：这个词取自西方，但随着安全概念的“本土化”，它获得了新的含义。如今，中国的安全观保留了其多重起源的种子，“国家安全”一词被用来使国家权力的行使合法化，并强调了当今其他国家话语中经常出现的脆弱性加剧和威胁感日益增强的情况。中国安全概念的一些转变与其他类似变化同时发生：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威胁概念的扩展，以及后来风险分析在安全思维中的日益根深蒂固。然而，对这些概念转变的理解是基于欧美国家的经验，而没有考虑其他国家的经验如何影响安全概念的演变，忽略了其他引发变化的因素。例如，在中国，非典（SARS）可能是扩大威胁概念的最大催化剂。“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观与以欧洲为中心的安全观有两个核心区别，这两个区别贯穿于本文研究的全部阶段。首先，尽管中国使用“国家安全”一词，但安全的根本参考对象不仅是国家，也包括政党。第二，从这里追溯的整个时期可以看出，中国的安全概念没有明确区分内部不稳定和外部威胁。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关于安全的理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但这门学科一直在努力超越这种观点，研究“其他地方”的安全观。以中国为起点撰写另一部安全史，显示了一个“几乎相同，但不完全相同”的混杂概念。但中国安全观中存在的差异，对安全理论化具有启示意义。理解中国的安全观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的国家行为。

欧洲中心主义、混杂和模仿掩盖了人们对安全的理解以及安全在不同地方的运作方式的根本差异。对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解释揭示了普遍理论化的局限性。西方国家在对待安全的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但这些相似之处并不一定代表安全概念的普遍性:它可能只是反映了相似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西方国家之间也可能存在比我们通常认识到的更多的差异，这将促使安全研究的未来将迈向多元化的发展阶段。

对于中国而言，一个较少研究涉及的领域是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影响其他地方的安全观。不过，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可能表明中国有兴趣扩大对国外安全问题的思考。西方的安全观已经普遍化，现在的任务是将其地方化。

国际安全研究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ISS

地方化

Provincialize

欧洲中心论

Eurocentric

审核 | 赵旌宏 王浩宇

校对 | 丁伟航

排版 | 邵雨欣